2013年随着中国经济企稳，资本流入已恢复，第三季度资本和金融账（包括净错误与遗漏）盈余达到573亿美元，而前三个季度盈余总额达到1624亿美元。

秦晖：财税改革应该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并落实政府的责任 秦晖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）：关于法治、财税，大家期望很大。比如孩子们上学路途艰险，需要修一条路或一座桥，但给孩子们配置的资源不到位，这种事情发生了多次，媒体也公布了，让人非常痛心。

尽管这可能是现代国家的方式，比如西方的财税改革就以这个为核心。但我一直觉得解决中国财税问题，一直强调两个原则：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不能推卸对纳税人的责任。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、分税制应该进行改革。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分税制是在1994年制定并推出的，当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分权，而是解决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：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过低。而且问责的目的是纠错，我们国家要建立一种纠错机制，公民随时随地可以参与预算过程，参与问责，问责就要有结果。

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，严格来说，本来就不会产生这种问题。我觉得财税改革的背后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，后者限制了中国财税改革发展的路径。在中国的现实权力体系条件下，能依靠的也就是这一点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推行改革，国企破三铁、重整银行体系、推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体系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，印证了"改革是最大的红利"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中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也警示，"我们经历了多少次三中全会，改革决定都是写得很好。"行胜于言"、"上行下效"，这样的道理并不难理解。"为了推动金融改革，朱镕基曾打破常规，自己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。

在徐明、丁书苗之流大快朵颐的时候，大量企业家开始为自我保护而移民海外。2011－2012年的郭树清股市新政亦黯然收场…… 那么，这次全面改革是否会例外地不打或者少打折扣？ 任何改革的过程都是各种力量、利益的复杂博弈，能够实现多少实则取决于正能量与负能量的消长。

尽管利益集团在任何国家都是客观存在，但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。只有在官僚体系中建立"改革者上，不改革者下"的奖惩机制，官员们才会"真"改革。但有人就告诉我，不能这样说，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，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。"另一边则是国企改革不进反退。

一个地方的局部改革都如此缓慢，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动《决定》60条改革难度可想而知。 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重启改革的开端。更关键的是，政治家必须敢于撼动那些对改革阳奉阴违的官员，否则难免出现"政令不出中南海"的局面。但同时，政治家的行为又会受到社会舆论和民众期待的影响，"政治家就是民众的一面镜子"，如果民众能告别"犬儒主义"，关注、支持、参与改革，那么改革就会少打一些折扣，国家就会多一分希望。

政府部门不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，也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。2010年"两桶油"的利润轻松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。

"如今距三中全会已一个多月，重启改革的"路漫漫其修远兮"味道也逐渐显现。遗憾的是，这种良好的改革势头并未延续下去。

以上海自贸区为例，上海自贸区公布的首份负面清单，被批评为没有任何突破，显示官员仍不愿真正放开，不信任市场的力量。而既得利益从广度、深度和数量上都非常惊人，如何应对既得利益阻力显得非常棘手。习近平上任一年来，已有12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。尽管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《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明确提出："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"，但至今国企高管依然保留行政级别。回顾过去十年，失败的改革为数不少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提出了打破垄断、政企分开、政府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等一系列关键任务，但几乎没有被执行。改革会打几折，取决于政治家的抉择、勇气和智慧。

如果国务院率先落实全国人大的任免权、监督权、决定权、立法权，把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，那么各级地方政府将更为容易地接受地方人大的制约和监督。作为"经济总管"的李克强总理，显示出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，"不搞刺激"、"保持定力"、"改革是最大的红利"等言论，显示出他对推动政府自我革命的强大决心。

领导力要求敢于触动利益，动真格的。政治家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，在中国的政治中被赋予了奖惩官僚的法定权力。

当然，《决定》改革内容要100%得到落实，是不可能的。过去十年，国企的日子很好过。

那么促进改革的正能量何在？ 首先，《决定》列出了60项改革任务，其中一些任务比较明确、具体，越具体的方案实施可能性越大。重庆唱红打黑堪称破坏法治的高潮，地方政府公司化、权贵资本崛起，致使腐败出现全面失控态势，房叔、表叔此起彼伏，刘志军、刘铁男争奇斗艳。第二，来自民众的压力，这种压力虽然重要，但既得利益可以假装视而不见，久而久之民众的不满可能演变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。一个人如何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？所以才有不少学者断言改革已死。

再次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，将有助于超越部门利益，克服既得利益和官僚主义的障碍。所谓意识形态阻力主要存在两个思想误区：一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国有经济。

因此，如果政治家能"不拘一格降人才"，象邓小平当年破格提拔朱镕基一样唯才是用，体制内的改革者将获得更大的空间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，中组部2012年3月宣布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、中国人民保险集团、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升为副部级单位，其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已统一由保监会移至中组部。

" 中国改革，曾经失去十年。但即使只落实50％，中国也很有希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，跳出"中等收入陷阱"。

那么谁才是需要打破的既得利益群体？ 所谓既得利益，是指在现行制度安排下能获得特殊利益的群体。由于央企分红几乎不上缴财政，导致央企利润成为央企内部人的"唐僧肉"。《决定》列出的60项改革任务有不少值得期待的亮点，凸显新一届领导"实质性改革"的决心，兑现了习李上任后的改革诺言，也印证了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这次三中全会前所说的"改革范围之广,力度之大,都将是空前的。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最近回忆说，"我最早时候到证监会不久，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，我们在开会时，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，应该放出去。

第二个误区父爱主义情节，害怕"一放就乱"。当政府部门和国企成为主要既得利益集团，这对改革绝非好消息。

过去的十年中，国企不仅未退出竞争性领域，反而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遍地开花。其次，设定了2020年时间表，以此倒推，可以方便社会各界监督方案的进展。

突尼斯、埃及等国发生的悲剧即为例证，这条路也是任何执政党都不希望发生的。从习近平厉行整风运动和铁腕打虎的力度看，无论其用意如何，他的做法是认真的。